中鐵惠園
GRADEN
《大國崛起》講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俄羅斯、美國等九個曾經或仍在世界歷史舞臺上擁有輝煌經歷的風云大國的興衰沉浮，在橫亙綿延500余年的時空里，以充滿理性之光的歷史筆觸，對九個大國的演變進行了高屋建瓴的解讀，從政治制度到經濟體制，從文化思潮到科技教育，從軍事建設到民族特質，從地理影響到社會人情，以全視角的畫面、宏大的歷史敘事和入木三分的解剖分析，為我們展現了一幕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歷史正劇。
國之興衰，表面上看跳不出“歷史周期律”這千年一嘆，但撥開迷霧之后卻能窺其一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只有那些根據自己的國情和時代發展的需要，做出了正確戰略判斷的國家，才能獲得歷史的青睞；只有那些在第一時間制定出符合歷史潮流的規則，并擁有那個時期核心競爭力的國家才能充當世界的主角。”這是《大國崛起》告訴我們的歷史規律，它由大國的崛起引出，卻不僅僅適用于國家這個特定的范圍。可以說，國之興衰，可以喻人，可以喻企，由它能聯想到很多深思之處。
契約精神，體制運轉之基石
市場經濟就是契約經濟。《大國崛起》讓我們無數次看到契約在西方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影響。1492年，哥倫布在踏上尋找新大陸的茫茫征程之前，與資助他完成冒險的西班牙伊莎貝拉女王進行了三個月的談判，他需要和女王界定冒險成功后所得利益的分配方式。一個平民與國家元首之間的談判，在今天的我們看起來依然十分荒謬。但是，談判的要求并沒有讓女王收回她的贊助，因為契約的觀念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契約是合作的基礎，只有通過契約，他們之間的責、權、利才能得到清楚的劃分，由此才能形成彼此的高度信任。一紙契約，讓哥倫布獲得了極高的聲望、財富和地位，而女王則獲得了在美洲大陸進行幾個世紀殖民統治的巨大利益。
由此生發開來，我們企業所處的建筑行業，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間處于緩慢漸進的規范階段，除卻市場形勢風云變幻、行業潛規等等這些共性問題之外，還有很多問題帶有和DNA一樣的獨特病理，如果要找到一種無處不在的問題，那就是契約精神的荒蕪。什么是契約精神？契約精神絕不等同于傳統儒家所提倡的“忠義理智信”，契約的存在必須是兩方以上的主體，否則達不成共同的約定，而誠信則完全可以對每一個單位的主體提出，是一種道德品質。誠信靠自律和良知堅守，契約則需要訴諸制度的制裁力量。就企業這個經濟組織而言，契約存在于集團與子分公司之間、企業與每一位員工之間，如果契約精神得不到彰顯，那么權力的錯位與越位，責任的虛置與空缺，利益的糾纏與模糊，這些現象就得不到根本的消除。
管理是“經濟人假設”，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為都是有目標理性的，惟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最大化。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一段話：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企業作為經濟組織，員工作為經濟人，除去強烈的歸屬感、榮譽感的互相包容之外，經濟性的互利無疑是兩方最重要的紐帶，要維持一個活躍而不失規則、固化而創造不斷涌現的局面，重要的一點就是契約精神的牢固樹立。契約精神意味著責權利的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我們常說責權利要對等，就是說負有什么樣的責任，就應該具有相應的權力，同時應該取得相對稱的利益。具體到業務工作中來說，如果有權者有利無責，擔責者無權無利，工作根本就沒法開展，更不用談執行力。我們需要審視檢查的是，我們所有業務的關鍵績效是什么，我們的工作重心是否是向著關鍵績效指標傾斜的，是否存在將大量的時間都耗費在無關于關鍵績效的事情上，為那些緊急但不重要、甚至不緊急且不重要事情鋪陳了相當的精力并自詡為“忙碌”，是否不擔負責任的人成為了掌握權力、獲得利益的人。我們常說，企業需要能干事的人，但更進一步講，企業更需要兩種制度，第一種制度能有效厘清核心業務、關鍵績效，明確什么是“事”，消弭低效甚至無效的忙碌假象；第二種制度能有效形成讓能干事的人安心干事、讓不好好干事的人寢食難安的機制和氛圍。這樣的機制和氛圍對任何企業、任何組織來說，都是最寶貴的財富。
思想觀念的革故鼎新是一次次變革的先導，歐洲的文藝復興、法國的啟蒙運動，都深刻地影響了近代西方大國的發展。歷史交還給歷史。就企業而言，要順暢解決諸多存在的問題，必須以責權利為基礎建立組織和員工之間正當的管理準則，建造起健康正常的企業文化。契約精神的重塑，是我們理順企業管理體制中不可逾越的一步。
企業家精神，組織發展之航標
看完《大國崛起》，我們不難發現，每一個大國的崛起都離不開高瞻遠矚、具有雄韜偉略的英明領導者。葡萄牙的恩立克王子、西班牙的伊莎貝拉女王、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德國的鐵血首相卑斯麥，這些人分別在各自國家的崛起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大國崛起的舞臺上，他們的光華閃耀奪目，雖然時光逝去幾百年，依然燦若星辰。然而，他們的成就并不是上天的恩惠，他們的每一步都充滿著艱辛。恩立克王子為了航海事業，窮盡了一生精力；而伊麗莎白女王則為了防止王權落入它國而終身未婚。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企業家，但更離不開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是少數人，但企業家精神可以成為一群人的精神特質。什么是企業家精神，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就是“創造性破壞”，一個企業最大的隱患，就是創新精神的消亡。一個企業，要么增值，要么就在市場上報廢，創新必須成為企業的本能，成為企業全體員工的的本能。創新不是天才的閃光，而是囊括上至企業領導者、下至員工普遍在內的不斷修正、完善企業產品、工作流程甚至精神文化的過程，換言之，企業家精神是一種概念的集合。對一個組織，特別是一個浸潤于市場經濟的經濟組織而言，無論是高管還是操作層，都需要以企業家精神自勉。企業家精神必須具有敏銳的眼光，洞察行業趨勢并捕捉市場機遇，引領企業的航向；必須能夠拋開少數人、少數團體的利弊得失，向舊的、落后的體制開戰，打破那些束縛企業發展的藩籬；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阻礙企業發展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一個人，也可能是一個階層；必須具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那些“剪不斷、理還亂”的利益糾葛；必須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信念，敢于創新，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向企業發展的終極目標——價值創造堅定邁進。這樣精神，或許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或許是一個集體的組合，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它都具備寬闊的胸懷，樂見企業組織中各種思想的激蕩，從而海納百川、大浪淘沙，為人才脫穎明確導向機制。
與企業家精神相生相伴的，是強大的集體。葡萄牙正是作為歐洲大陸第一個形成的王權統治下的民族國家，才凝聚起民族的力量，實現了海上霸業；德國的統一，則更快地宣告了德意志民族的崛起。所以，在倡導企業家精神的大背景下，我們需要一個精干、高效而又強大的機關，作為企業肌體的中樞神經。它能夠指揮、協調、調度所有的資源，對我們的商業模式進行不斷的創新完善，使它能源源不斷地創造財富；它能夠把企業大腦傳來的指令，完整而又迅速地傳達下去，讓我們的管理機制正常高效運轉；它能夠發現企業運行機制里面的問題，及時解決，并不斷自我完善。而最為重要的是，企業家精神能夠為我們召集匯聚一批職業化的企業員工，他們是企業發展的智力支撐。他們具備現代社會的契約精神和健全的企業價值觀，他們是專業領域的精英；他們為了生活得更好而努力工作，從而為企業提供出更好的工作方案和工作績效，而秉持企業家精神的企業，也會讓員工為了更好的價值展現、更高的收入提供自由競爭的舞臺。
工匠精神，員工個人修煉之途徑
19世紀英國道德學家塞繆爾·斯邁爾斯在《品格的力量》中寫到：殷實的國庫，堅實的城墻，豪華的設施，這些都無法令一個國家昌盛富強。但這個國家公民的素質，即人們普遍受教育的程度、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才是公民個人和國家民族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殷實的國庫，堅實的城墻，豪華的設施，說明了現在的富庶，而將來的能否繼續強盛，則取決于公民的素質。
世間只有必然性沒有偶然性！《大國崛起》中有這樣一句話：德意志的崛起不是偶然，它早在普魯士小學老師的講臺上就決定了。德國人正是憑借高素質的國民，在國家統一后的短短二三十年內就實現了經濟趕超，成為歐洲首強。日本，這個一直讓國人心中憤恨、糾結五味雜陳的“撮爾小國”，卻是世界上擁有壽命超過200年的企業最多的國家，共有3146家，第二名是德國，837家。究其所在，能成為世界強國、制造業強國，能制造出匪夷所思的流水線作業，根源都在于深入國民骨子里的工匠精神！
所謂工匠精神，就是不僅僅把工作當作謀生的工具，而是把工作作為一種榮譽，代表著如果沒有做好，就會感到自我價值的貶低，產生恥辱感。在眾多的日本企業中，工匠精神在企業與員工之間形成了一種文化與思想上的共同價值觀，并由此培育出企業的內生動力。工匠精神不是口號，不是標榜，因為榮譽感存在于每一個人心中。工匠精神是執著的又一代名詞，甚至是“偏執”的執著。正因為這種“偏執”和精益求精，德國的機械、化工、電器、光學，直到廚房用具、體育用品都成為世界上質量最過硬的產品。如果說長久以來，我們難以培養起員工對工作追求完美而近乎苛刻的執著，導致組織發展之途充滿荊棘、個人成才之路崎嶇坎坷，那么，首先要在組織的制度設計上找原因，我們的制度設計是否存在“溫水煮青蛙”的舒適，沒有將企業在市場上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殘酷競爭強化進員工的心靈中，使員工缺乏必要的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否對于在其位不謀其政、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人，做不到不換思想就換人，把平臺交給能干事的人。其次，是否放任了工作流程中管理指令衰減、工作質量降低的現象，使一些人產生了“將就將就”、“過得去就行”的心態，從而使系統工作形成了90%×90%×90%×90%×90%=59%的遞減效應，沒有從流程的第一環節就對得過且過說不，對低質量的工作標準和執行“推倒重來”。第三，是否在引導渠道上存在著不暢、不通的地方，導致員工坐井觀天、妄自為尊，意識不到何謂優秀的工作標準、何謂先進的工作經驗，不能見賢思齊而是見不賢則喜，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作為工作中自我存在的慰藉。從員工方面而言，為什么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意味著使自身向價值型員工轉變，將自身融入企業組織這個命運共同體，使自己的作為經濟人的良知得到安寧；工匠精神還意味著員工個人要“三省吾身”，時常檢視自身，多問問自己能為企業做什么？自身在企業中的價值是什么？自身的工作怎么才能干得更好？同行中還有哪些優秀經驗可以學習？更進一步而言，“工匠精神”可以激發員工個人不斷用創新、思索的精神去對工作過程、工作結果精雕細琢、反復對比，最終達到自身滿意為止，找尋到自身的價值感和存在感。
兩百多年前，歐洲大陸爆發了法國大革命，它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專制制度，震撼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傳播了自由民主的進步思想。一百多年前，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在以法國大革命為時代背景的小說《雙城記》扉頁中寫過一段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信仰的紀元，這是懷疑的紀元；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日，這是失望的冬日；我們面前應有盡有，我們面前一無所有。這是對我們所處時代和形勢的恰當注解，是對企業實現集團化、邁進“十三五”的最佳比喻。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由新的發展趨勢構成的市場機遇，沒有固定的模式、沒有模仿的范例，一切都需要組織和個人以“騰籠換鳥”的魄力和視野去學習、去認識、去掌握、去運用，開辟出一條屬于自身特色的發展道路。
《大國崛起》給我們的啟示正在于此，穿行于歷史的天空，我們能夠回望到多遠的過去，就能前行到多遠的未來。
